引言
2024年11月6日下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在其母校霍华德大学发表了败选演说。虽然承认败选，哈里斯强调不会放弃对生殖权利、终结枪支暴力、保护民主和法治的斗争。她的演讲中体现了在失利后仍继续推动进步主义议程的承诺，向支持者发出“继续奋斗”的号召。回到7月21日，哈里斯接下拜登的“火炬”参选，民主党的选情似有回光返照之势。对民主党的支持者来说，乐观情绪在哈里斯与川普的首次辩论后达到颠峰。随后，由于政策上的摇摆不定和认同政治上的不断加码，哈里斯以不及8年前希拉里的选情折戟而回。
2008年，民主党推出当时名不经传的参议员奥巴马参选总统，开少数族裔领导人之先河。之后，民主党在认同政治的路上越走越远。2016年推出第一个女性候选人希拉里参选普选票胜利而选举人票失利，使得一些民主党人质疑制度的设计偏差。2020年白人男性拜登的参选，则被一些党内进步派视作权宜之计的“妥协”。这位2024年的少数族裔女性候选人，则可能以普选票和选举人票双输的局面，画下民众对进步主义政治的休止符。
哈里斯本次选举究竟输在哪里？因何而输？如此惨烈的败局又如何促使民主党人反思进步主义政治的未来？
01
哈里斯败选演讲：“坚持战斗就是胜利”
坐落于华盛顿特区的霍华德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传统黑人大学（Historically Black University），被誉为“非裔哈佛大学”，她也是哈里斯的母校。该大学的官网这样记录：“哈里斯从大学时期开始就表现出对社会正义的热情，包括在华盛顿参与反种族隔离抗议，并在参议院任职期间追求更严格的枪支管制立法”。
哈里斯在2024年竞选总统期间多次回到霍华德大学，甚至将竞选活动的最后一站设在校园中。这里不仅奠定了哈里斯学生和职业生涯的底色，更凸显了民主党政治的主题：“我们不会倒退”（we are not going back）。
当地时间11月6日下午，哈里斯在这里发表了败选演说。哈里斯表示，虽然她承认选举结果，但不会放弃推动民主、保障妇女权利和抗击暴力的斗争。她呼吁支持者接受选举结果，并重申对《宪法》的忠诚，而非对特定政党或总统的忠诚。她表示，已经与总统当选人川普通话，恭贺他赢得胜利，并表示将协助政权交接 。而川普竞选团队表示，川普在电话中称赞了哈里斯在竞选中的坚韧与专业精神，双方均同意团结国家的重要性。
哈里斯告诉支持者：“这次选举结果不是我们想要的，不是我们争取的，但请听我说，只要我们永不放弃，只要我们永不放弃，美国的承诺之光将永远燃烧。” 面对大失所望的支持者，哈里斯用“星光”的比喻喊话，强调在黑暗中仍然可以看到希望的光芒。
她号召民众在“黑暗中”保持乐观和信心，将每一个人比作“星星”，共同点亮美国的未来。哈里斯特别向年轻人讲话，告诉他们失败并不意味着结束，斗争可能需要时间，但胜利最终会到来。她鼓励他们保持信心，继续努力，将失败视作一种“延迟的成功”。
演讲中，她数次提到她的家庭、竞选团队和志愿者，以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并通过这种私人的情感表达来加强她与支持者的情感联系。哈里斯号召民众继续在投票站、法庭和公共场所中为“平等和正义”而战。她表示“我们喜欢辛勤工作”，并将这种辛勤工作视作一项值得的使命。
对于哈里斯的败选演讲，《纽约时报》专栏记者凡妮莎·弗里德曼 （Vanessa Friedman）认为她的着装充满了象征意义。她解读到，哈里斯在演讲中穿着一套泥红色（近似紫色）的裤装，这种颜色象征着权力和庄重。她的西装和领带不仅是一种形式上的选择，还带有深层的象征意味。
弗里德曼认为，哈里斯以一身职业化的装扮示人，展示了在挫折中坚持的形象，向支持者传达出一种冷静、坚毅的力量。此外，西装的颜色接近紫色，这也可能暗示一种对“团结”的呼唤，象征着跨越党派的分歧。紫色作为红蓝混合的颜色，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象征中立或和解。
然而，以上种种进步主义的话语有时候显得过度抽象而空洞，略过了对民主党大败的反思。哈里斯的激励相较奥巴马的“是的，我们可以”（Yes We Can)已褪色许多。某种意义上，民主党2008年的成功使得如奥巴马、佩洛西等党内高层坚信，只要不断加码推出更进步的候选人，就可以利用不断扩张的少数族裔人口，保持政权和民意。他们没有反思民主党路线的缺陷，而是将失败归咎于在任者劣势。奥巴马夫妇在选后的声明中表示，近年来美国经历了历史性的疫情、由此引发的物价上涨以及快速的社会变革，导致许多人感到无论多么努力，生活仍在原地踏步。奥巴马夫妇认为，这些激变为全球范围内的进步派执政者带来了挑战，民主党也未能幸免。
奥巴马夫妇呼吁在多元化的国家中，即使存在深刻的分歧，也应以善意和宽容对待彼此，这是美国取得进步的关键。然而，纵观这次选举，两党在舆论、法律和政策上的恶斗和极化可以说是不相伯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刁大明就认为，围绕川普展开的四个刑事起诉引发的“司法政治化”是两党共同的“癫狂”。
他认为，川普的案件表面上被看作“司法公正”，但如果他不竞选总统，这些起诉很可能不会发生。他提到民主党总统福特赦免因水门事件丑闻缠身的尼克松，虽在短期内引发反感，但长远来看维持了总统制的稳定。当前的情况却显示出民主党在应对川普时同样采用了激进的策略，两党都偏离了传统的政治秩序，共同推向极端化。
哈里斯在演讲中充满信念，强调“黑暗中的星光”象征着希望，这种积极的语言意图鼓舞士气，强调坚持和斗争的价值。然而，对于很多选民而言，这种抽象的乐观主义显得空洞，难以满足他们对于切实经济问题的关注。《纽约时报》指出，哈里斯呼吁选民保护民主，但在超过200次采访中，选民更关心支付房租等具体问题，而非抽象的民主原则。
《纽约时报》称，她的竞选口号感人至深，甚至有些高尚。而超过一半选民的回答似乎驳斥了川普对国家立国原则构成威胁的警告。选民们表示，抽象的真理不如有形的问题重要。民意调查显示，尽管疫情已经消退，通货膨胀率正在下降，犯罪率和失业率仍处于历史低位，但大多数美国人仍然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
哈里斯领导的民主党不仅没有像拜登一样赢得中间选民，甚至没有守住基本盘，哈里斯究竟输在哪里？
02
哈里斯输在哪里？
1、城市乏力，农村崛起
在2020年，拜登凭借着中间选民和工人选民的支持，在摇摆州高歌猛进：不仅收复了三个“蓝墙”州，并且在除了北卡罗来纳州的“阳光地带”获胜，构成了他胜利路径的核心。然而，2024年，哈里斯在7个摇摆州均处于落后地位，并随着宾夕法尼亚的丢失宣告败选终局。
时间来到11月5日晚，随着美国东部地区选举的陆续截止，哈里斯首先在乔治亚和北卡罗来纳州选情告急。其中，北卡罗来纳州是4年前川普唯一拿下的摇摆州，而乔治亚州则是以0.3%的微弱劣势败于拜登。今年，哈里斯在两州均以3%的票差在两州落败。
乔治亚州的选票数据显示，虽然哈里斯在一些传统的民主党大票仓（如亚特兰大都市区和周边的富尔顿县、迪卡尔布县等）仍然保持领先，但共和党在多数郊区、农村及小城市的支持度有显著提升，最终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实现大幅度超越。
在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同样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一是都市区支持度停滞，二是郊区和摇摆区的反转，三是农村地区的共和党支持更加巩固。如新汉诺威县（New Hanover County），该县2020年曾从川普转向拜登，而2024年又略微偏向共和党，哈里斯仅以0.3个百分点领先，共和党支持增长1.8个百分点。而民主党的大本营、杜克大学和高科技产业的所在地达勒姆县（Durham County），共和党仍然取得了小幅度的选票增长（+0.7个百分点）。
蓝墙的倒塌成为了哈里斯选举失败的界标。在本次大选选举人票最多的摇摆州宾州，哈里斯在开票初的优势迅速减小，最终以48%对51%的劣势落败。2020年，拜登在该州工业城市阿伦敦的支持率相较于2016年有所回升。然而，哈里斯在该地区的表现未如预期，尤其是在拉美裔选民和工薪阶层中的支持度较弱。
在该州最大的都会区费城县（Philadelphia County），哈里斯保持了58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但相比2020年，共和党支持度上升5.3个百分点。在北安普顿县（Northampton County），川普以2个百分点赢得胜利，较2020年共和党支持度增加了2.9个百分点。该县是典型的摇摆区，共和党在此的增长表明了民主党在这一重要县份失去支持。
威斯康星州的情况同样出现了倒退。在2020年，拜登在该州最大城市密尔沃基市表现优异，尤其是在非裔美国人群体中获得了高比例的支持。哈里斯在2024年的表现虽然未必差，但相较于拜登，她未能保持或扩大这一群体的支持。而在内华达州，拉丁裔选民成为哈里斯的关键支持群体。然而，拉丁裔选民的选票在某些领域出现分化，部分保守倾向的拉丁裔选民对哈里斯的进步和移民政策持反对意见，导致她未能在全州范围内实现稳步增长。
2、普选票意外落后，民主党蓝州失守？
除了在摇摆州的落败之外，哈里斯在普选票上甚至没有延续2016年希拉里近三百万的优势，更不及拜登2020年普选票胜出近七百万的成绩。截止撰稿时，哈里斯在普选票上仍落后对手五百万票左右，这相较于历次选举都是比较异常的表现，显示哈里斯在一些传统红蓝州的选票也有所减少。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哈里斯将成为2004年以来第一位在普选票上失利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以佛罗里达州为例，这里在2008年和2012年曾被民主党拿下，在2016年以不到2%的差距被川普翻红。在2020年，媒体一度认为拜登可能重新将该州翻蓝，结果川普以3.3%的差距赢下该州。哈里斯则在本次选举中落后近10个百分点。
另一个引人深思的异常情况发生在弗吉尼亚。这里曾被认为是铁打的“蓝州”。2020年，拜登曾以10%的显著优势获胜。然而，哈里斯的优势幅度则在5%左右，还一度在计票过程中被川普反超。在哈里斯的家乡，深蓝州加利福尼亚州，她目前只维持了不到20%的优势，而拜登则以超过30%的票差赢下该州。
3、出口民调分析：丧失关键选民群体支持
根据《华盛顿邮报》选后发布的出口民调（exit polls)，即在选举站出口所做的即时民调，哈里斯在动员基本盘上十分乏力。
首先是拉丁裔选民的失守。哈里斯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拉丁裔选民的微弱多数，远远低于拜登在 2020 年的 33 个百分点的优势。全国范围内，大约拉丁裔选民将经济评为“不太好”或“糟糕”，微弱多数支持川普。大约四成拉丁裔选民还表示，经济是他们的首要关切，这些选民更倾向川普，比哈里斯的支持率大约高出两倍。
在摇摆州，哈里斯在拉丁裔选民中的表现往往低于拜登在 2020 年的表现。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大约有 60% 的拉丁裔选民支持哈里斯，低于拜登 2020 年的优势，但与他在威斯康星州的优势相似。在佛罗里达州，川普在了拉丁裔选民中的支持率因家庭出身而分裂。大约 70% 的古巴裔美国人支持这位前总统，而略微多数的波多黎各人支持哈里斯。
在北卡罗来纳州和内华达州，大约一半的拉丁裔选民支持哈里斯，而另一半支持川普。在这两个州，拜登在2020年在拉丁裔选民中的表现都更好。在乔治亚州，不到60%的拉丁裔支持者支持哈里斯，这比拜登2020年的优势略有下降。
从2016年至今，民主党在大选中对拉美裔选民的吸引力正在逐步减少：2016年，希拉里以66%比28%的比率击败了川普；2020年拜登的支持率为59%，但在今年的民调中哈里斯的支持率仅为56%。根据NBC的民调，拉丁裔选民认为川普在经济、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方面表现更好。调查显示，生活成本被认为是拉丁裔选民的首要问题，选民对哈里斯的政策承诺未能产生足够的兴趣和信心。
哈里斯主打堕胎权保护，争取女性的努力则被教育程度的变量所束缚，显示女性选民内部的分裂。数据显示，哈里斯在拥有大学学位的白人女性中表现尤为出色。近60%拥有大学学位的白人女性投票给了她，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的比例也基本一致。而在全美范围内，约三分之二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男性支持川普，还有超过六成没有学位的白人女性支持川普。
性别与族裔的变量互动则更令人深思。2020年，36%的拉丁裔男性投票支持川普，而到2024年，这一比例增长到一半以上。在西班牙裔女性中，哈里斯的表现略逊一筹。2020年，近70%的西班牙裔女性支持拜登；今年，大约60%的西班牙裔女性支持哈里斯。
哈里斯在年轻选民中间的支持度也不如预期。18岁到29岁间的年轻选民支持哈里斯的比例比支持川普的比例高出11个百分点，远低于2020年拜登24个百分点的优势。然而，哈里斯在65岁及以上选民中的表现比四年前的拜登要好：他们今年的选票大致平分秋色。川普在2020年以5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这个群体。
川普在密歇根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年轻选民中表现尤其出色，他和哈里斯在那里平分了30岁以下的选票。哈里斯赢得了乔治亚州30岁以下选民中约60%的支持，但在该州65岁及以上的选民中以类似的优势输给了川普。
哈里斯在工会选民的表现也反响平平。在全美范围内，工会家庭约占选民的十分之二，其中略微多数支持哈里斯。在俄亥俄州，工会家庭约占选民的六分之一，超过一半支持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大约十分之二的选民同样来自工会家庭，其中大多数人支持哈里斯。
相较于拜登而言，哈里斯在基督徒中的支持度骤降。天主教选民以近20个百分点的优势支持川普，而非哈里斯。2020年，天主教徒以5个百分点的优势支持拜登成为第二位天主教总统。在这两年中，超过五分之一的选民是天主教徒。其他宗教团体的情况与2020年的情况更为相似。大约有60%的新教徒支持川普而不是哈里斯，他们约占选民的40%。占人口少数的无神论者多支持哈里斯。大约四分之一的选民表示没有宗教信仰，他们以近3比1的优势支持哈里斯，甚至比拜登2020年的优势还要大。
03
哈里斯为何败选
1、失败的竞选策略
正如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中所说的“笨蛋，问题在于经济”（It’s the economy, stupid），此次竞选中，民主党阵营对堕胎议题的过度关注，对关键性经济问题的忽视是其丧失核心选民票仓的重要原因。在一个普遍不信任体制的时代，哈里斯对保护国家规范的呼吁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是空洞的。盖洛普公司的调查显示，仅有42%的女性认为“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合法的，而白人女性对川普的支持率很高。美联社的VoteCast调查数据显示，2024年有54%的选民为女性，高于2020年的53%，仅增加了1%。
同时，对于性别问题的强调也唤起了共和党阵营对男性选民的重视，川普的选举顾问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甚至敦促男性选民去投票站抵消女性选民的激增，许多年轻女性并未把哈里斯的性别作为决定因素，而年轻男性反而将其作为决定性因素。尽管在提前投票中女性选民一度占优，但事实证明，哈里斯动员女性的计划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保守地区的白人女性而言，性别乃至堕胎权问题都不是她们的首要关注目标。
除此之外，民主党的城乡选举策略也顾此失彼。在本次选举中，哈里斯选择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Tim Walz) 作为副手，意图通过其农村背景和亲民形象吸引偏远地区的选民。然而，尽管沃尔兹在小镇和农村地区积极拉票，但并未成功减缓农村选民向川普的支持浪潮。沃尔兹本应成为哈里斯的“农村大使”，但他的竞选策略重点在于农村小镇，导致大城市和郊区的竞选资源不足。
民主党原本希望通过在农村地区“减少损失”来弥补竞选劣势，但实际效果不理想，不仅未能在郊区和城市中扩大支持，反而在部分城市失去了本来优势。因此，沃尔兹的副手选择未能有效覆盖关键选民群体，尤其是郊区和城市年轻选民。这一策略失误使民主党在竞选中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反而加剧了其选区的两极化，使哈里斯团队错失了在关键摇摆州扩大选民基础的机会。
未能及时与拜登拉开距离，明确自己的不同是哈里斯竞选策略的又一失败之处。在距离大选不到一个月时，哈里斯在接受FOX采访中尚表示，自己不会对拜登采取任何不同的行动，这被认为是巨大的政治失当。民调显示，拜登在选民中的不受欢迎程度极高，有58%的选民认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拜登未能很好地完成总统职责。哈里斯作为副总统的尴尬身份使她也“难辞其咎”。
但不得不承认，在距离大选仅有百余天时空降加入战局的哈里斯不仅在时间上十分紧张，准备不充分，也相对缺乏正规流程选举的合法性。她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向选民全面介绍自己，并争取不被共和党定义，但在宣布作为候选人的前几个月，她并没有接受主流媒体的正规采访，从而失去了向大众正式定义个人形象的机会。许多民主党认为，哈里斯和她的团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已经做到了他们可能得最好，无法回应民众首要需求的劣势对于一个人们想要“炒掉”的副总统来说实在是“难以补天”。
2、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负面影响
首先，拜登任期内的经济复苏缓慢和高通胀率使哈里斯在选民中的形象受到负面影响，作为副总统，哈里斯很难摆脱拜登的“阴影”。根据消费者物价指数，拜登政府期间的通货膨胀情况远比川普时期严重，拜登任期前45个月的通货膨胀率上升了20.1%，尽管与俄乌战争和新冠疫情有分不开的联系，但对于民众（尤其是中低收入选民）而言，对物价和生活水平的体验无疑使其积累了不满情绪。
仅凭全球性的通胀不足以支持民众对现政府的反感。对于经济状态的体感也因为网络传媒环境造成了显著的认知差异。其中，经济与移民和外交议题互动所带来的“相对剥夺感”加深了一些选民对拜登政府的厌恶。他们认为，自己在某一就业或经济前景上的不如意是由于外国“非法移民”的输入。而自己面临收入停滞的同时，政府却在为非法移民或外国政府（如乌克兰）输送资金（尽管这一叙事可能并不属实）。
虽然拜登政府在失业率、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美国公众普遍感到生活成本在上升，尤其是日常必需品（石油和食品杂货）的价格上涨，形成所谓的“气氛衰退”（vibecession）。这个经济痛苦的现实使得公众对现任政府的不满增加，而哈里斯的任务是既要为政府的经济成就辩护，又不能忽视选民的实际困难，这对她来说极具挑战。
其次，进步派内部关注的议题与许多美国主流选民的关注点并不一致。相比于性别认同、性少数群体权益、环境保护、巴以冲突等，主流选民更关注经济、治安问题，并重视传统价值观。根据皮尤中心9月份的调查，选民在经济、移民和外交政策上对川普的信心比哈里斯更大，同时川普在处理执法和刑事司法问题方面的民调表现略优于哈里斯。相比之下，哈里斯来自进步派的背景让一些摇摆和保守选民怀疑她会推行他们反感的“觉醒”（WOKE）议程。
至于哈里斯主打的堕胎权议题，则通过与大选同步进行的州“堕胎权”公投而与总统大选“脱钩”。举行公投的10个州中，只有佛罗里达州因没有达到60%的支持门槛而没有获得通过。
第三，哈里斯团队未能有效回应川普方对于移民问题和社会安全的批评，导致在部分选民、特别是在摇摆州的白人中产生了担忧情绪。在竞选集会和社交媒体上，川普批评哈里斯是“边境沙皇”（broder czar），将试图非法越境的移民与犯罪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归咎于哈里斯的失败作为。根据路透社的调查，移民问题是美国选民的第三大担忧。相较于川普的”驱逐路线“，哈里斯的“入籍路线”——增加对边境安全的投资和为符合条件的移民建立合法途径不受选民的青睐。特别是一些少数族裔选民，作为合法移民的后代，他们对非法移民“同胞”产生了强烈的“近亲相憎病”，反而更积极地支持川普的移民路线，以争取主流文化的认可。
最后，这次选举的结果不禁让人们怀疑，将希望寄托于年轻人身上可靠吗？自代替拜登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后，哈里斯始终与Z世代和年轻选民保持友好而密切的关系。在竞选后期，民主党团队依赖青年志愿者对红州、摇摆州展开了大规模的地推工作。以 "下一代美国"（NextGen America）为例，民主党最大的青年投票机器花费了近5600万美元，雇佣了256名工作人员，招募了近3万名志愿者。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然而哈里斯只赢得了55%的30岁以下选民，比拜登的表现落后5个百分点。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关注竞选活动的细枝末节忽略了更大的问题。此外，年轻选民还有一大问题——他们是不规则选民，刚刚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兴趣和优先事项，这会影响他们的参与程度和政治认同。如今，年轻选民与两党的联系都很少，过去几十年中公众信任度下降的同时，年轻人的独立倾向也在上升。盖洛普公司的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Z世代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独立的，这比2012年千禧一代对自己的定位提高了5个百分点。
3、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和结构性分歧
进入10月以来，民主党几位总统对哈里斯的公开支持不仅未能增加后者的支持率，反而暴露出党内意识形态分歧和政客的代继差异难以弥合的现实。年轻左翼选民自由、世俗，不喜欢共和党人，但对如今的民主党也没什么信心，这一群体对民主党选举政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自由主义者正在推动民主党"使用过于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信息传递或政策克制，而且从象征性的角度来看，使用普通选民根本不理解的词语"。对哈里斯而言，“Brat”“椰子树”等流行文化符号扩大其在社交媒体上影响力的同时，也一定程度疏远了其与传统、中老年选民之间的距离，这让她看起来“抽象而令人难以理解”。
不同于前几任总统的路线，面对美国政治新常态的哈里斯既不能得罪共和党温和选民和摇摆选民，又不能抛弃本党的左翼进步派。在政治经济进步和社会文化自由之间，作为首位少数族裔女性候选人的哈里斯“国家高于党派”的新路线相较于希拉里和拜登更为含糊不清，这也使得许多选民认为其不具备清晰的政策蓝图。
试图讨好所有人的哈里斯，并未将其参选的历史性作为主要话题，打破了希拉里2016年采取的“我支持她”（I’m with her）策略，反而更贴近奥巴马的方式，但与拜登的尴尬联系又使得她无法像前者那样，顺理成章地说出“我参选不是为了迎合华盛顿的传统思维——我参选是为了挑战它”的宣言。相反，“我们不会走回头路”（We are not going back）更显得像是对川普的反击，纵观经济福利、拥枪权、页岩油等议题领域，哈里斯无一不处于守势，这无疑诠释了其同时确保基本盘和争取中间选民之尴尬。
民主党在当前的社会结构和思潮变化中面临着意识形态的分裂。传统的中间派和进步派之间的分歧逐渐加大，哈里斯作为拜登政府的继任者，其进步派的激进立场被共和党利用，描绘为“极端”和“脱离现实”。共和党将民主党的“文化战争”议题扩大，将哈里斯称作“DEI候选人”，影响了许多持传统价值观的选民，特别是郊区和农村选民，他们认为这些议题并不符合自己的核心关切。
哈里斯的失败还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政治反应滞后有关。美国社会的结构变化，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焦虑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催生了对现有体制的不满情绪，作为2008年合力将奥巴马送上总统之位的蓝领、工人以及黑人选民在他长达8年的任期中并未看到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改善，从而丧失了对民主党整体的信任。民主党一直以来秉持的“进步主义大帐篷“的认同政治开始失效，蓝领工人、中产阶级和上层精英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哈里斯未能充分回应这些变动中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导致她未能赢得一些关乎选举结果的关键群体支持。如在宾夕法尼亚州，2020年拜登成功将其翻蓝的关键在于其成功拿到了东北部选区工人的选票，这得益于他的宾州背景和长期以来在工会中的支持，但哈里斯显然不具备相关经验和背景优势，在民众普遍右转的情况下，失去关键选区的选票撼动了民主党的蓝墙。
2022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出乎意料的胜利一定程度上给了他们以信心，但到了2024年大选中，川普成功动员起了未在中期选举中投票的大量年轻选民、黑人和拉美裔选民，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今年“超级红潮”的来临。那些在中期选举中投票给民主党的选民并未在此后的两年中看到生活的改善和承诺的兑现，也导致此次大选中民主党基本盘的流失。
此外，性别冲突的愈演愈烈导致性别因素甚至超过种族因素，成为年轻人的首要认同，这给了川普阵营吸收年轻少数族裔男性、充分动员白人男性的机会，也使得哈里斯在大学区和都市区的支持率上升乏力，不足以对冲川普在农村的强烈动员。
4、民调失准下的哈里斯幻象
哈里斯在多个关键摇摆州的表现明显低于民调预测。无论是锈带（Rust Belt）还是阳光带（Sun Belt）州份，选前民调中接近的竞争最终变成了川普的显著胜利。此前民调认为哈里斯在艾奥瓦州的支持率较强，然而实际结果却表明这种优势并不存在。此外，预期川普在乔治亚和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选民中支持率下降，但出口民调显示他在这些群体中依然拥有显著支持。拉美裔选民的强烈右倾也出乎民调预测，这一年以来的各种民调对此持相互矛盾的观点，进一步表明民调对这一群体的倾向未能准确反映。
此次选举中的2-3个百分点的偏差并非历史上罕见的数值，但这种误差一再朝同一个方向倾斜，加剧了民调与现实的脱节。自2016年川普首次竞选以来，民调机构调整了调查方法，特别是增加低学历受访者的比例。然而，这种方法在2020年再次失效，许多民调机构随后选择更简单的策略，即直接调整样本，使其与上次选举的结果接近，期望反映出当前政治现实。然而这种调整显然并未奏效。
这些结构性问题导致了民调的持续偏差。部分民调未能将受访者的上次投票倾向纳入权重，而那些没有进行这种调整的民调结果则更差。像《纽约时报》和锡耶纳学院的摇摆州民调在内华达和威斯康星等州对哈里斯的支持率预测失准，现实结果表明川普在这些州获得优势。
此种调整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策略，而非解决根本问题。正如益普索（Ipsos）美国公共事务总裁克里夫·扬（Cliff Young）所言，“这种调整是一个笨重的修正，无法真正反映非响应川普支持者的情况。”他表示，这类修正的目标是弥补那些本不会参与调查的川普支持者的缺口，但并未解决他们在调查样本中的长期缺失。
这一现象揭示了民调机构的根本难题：川普的核心支持者常常不愿参与调查，造成其在样本中长期缺失。这些不响应的选民似乎对调查本身持怀疑态度，或拒绝参与，由此民调难以准确捕捉他们的投票意图。
04
结语：民主党美国的过去与未来
现代民主党的成功，与其归因于2008年奥巴马的“进步主义大帐篷”，不如追溯到1932年小罗斯福领导的“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即支持罗斯福新政主张的少数族裔、工人、女性、南方白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的改革大联盟。“新政”通过一系列经济救济政策和公共工程项目，如公共工程管理局（PWA）和工人进步管理局（WPA），直接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因此，受大萧条的打击尤为严重的非裔美国人、工会成员和来自不同移民背景的族群，对罗斯福新政的社会经济改革抱有强烈的支持。
罗斯福还维持了南方各州的传统支持，重视白人农民的权益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通过农业调整法案（AAA）和《联邦紧急救济法案》（FERA）提供了经济援助。另一方面，新政时期工会力量迅速发展，工人组织权利得到法律保障，工会会员数量急剧增加。罗斯福和民主党成为工会的坚定支持者，获得了工人阶层的广泛支持，这在后续的选举中形成了民主党的稳定票源。
虽然新政对非裔美国人和女性的支持并不彻底，但相较于之前的政府，罗斯福和民主党展示了对这些群体的开放态度。例如，非裔在新政的公共工程项目中找到了工作，工会也开始接纳更多的非裔工人。非裔群体对罗斯福政府逐渐产生了认同，许多人从支持共和党转向支持民主党。罗斯福任命了第一位女性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为女性进入联邦政府高级职位提供了机会。二战期间，由于男性从军，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大幅增加。
随着战时经济复苏，越来越多的移民作为美国劳动力的有机组成进入工业和军事领域，民主党政府顺势而为，与墨西哥政府达成“客工计划”，允许墨西哥劳工在美国临时工作，以满足战后劳动力缺口。这一主张实现了移民需求与本土权益保护的平衡。正是一系列积极的社会变化，为战后民主党推动投票权改革等进步主义措施提供了物质基础。
民主党新政联盟的关键在于通过提升全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搭建一个多元族裔社会的共同发展平台，而不在于“多元、平等和包容”（DEI）议程本身。讽刺的是，这次组成多元化“改变”联盟的候选人，反而是多次发表种族和性别争议言论的川普。
《华盛顿邮报》指出，尽管川普的竞选言辞中夹杂了种族歧视和对移民的敌视，但他却成功构建了一个“跨族裔跨阶级联盟”，甚至赢得了大量低收入和非白人选民的支持。相比之下，哈里斯的竞选策略被批评为失误连连。当川普将经济复苏、降低物价、提升收入作为竞选的核心承诺，哈里斯在选前最后几周则竭力争取并不存在的“反川普共和党人”，反而失去了基本盘的信任。
民主党高层精英的“傲慢”难辞其咎。他们对待少数族裔选民的态度带有一定的“居高临下”的意味，认为少数族裔本就应该支持民主党。如奥巴马和克林顿对部分少数族裔选民的不满持指责态度，认为这些选民应该“按身份投票”。这样的做法使得部分选民感到被忽视，进一步导致了他们的转向。
相反，川普通过反对优绩主义，否定精英统治和其象征的价值观，迎合了社会大众对精英和优绩主义的不满。通过塑造“被遗忘的普通人”和“乡下人的悲歌”的形象，川普成功激发了对现状不满的多族裔选民的共鸣。而民主党一些少数族裔政客则往往难以与同族的底层选民共情。
这一挫败不仅反映了民主党内部分歧的加剧，也暴露出党内精英在制定政策和竞选策略时忽视了选民对经济、安全与稳定的普遍诉求。进步主义的愿景固然美好，但过度抽象和脱离选民实际的策略让它显得遥不可及。哈里斯的败选，或许象征着进步主义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暂时黯淡。
民主党需要重拾罗斯福的新政联盟精神，将重点放在经济实质改革和全民利益上，才能继续保持政治上的优势。如果说进步主义挽歌是对过去十多年路径的反思，那么民主党也应当从历史和现实中汲取教训，为未来探索出一条既尊重多元、又扎根实际的全新路线。
然而，随着美国政治环境愈发极化，各群体之间认知割裂愈发显著，敌对情绪驱动着选民，两党将彼此视为民主的“威胁”或人民的“敌人”。谎言、敌对情绪、对真相的淡漠可能将成为主流。如果这种趋势延续下去，美国社会可能会逐渐接受谎言和仇恨为正当的动员手段，放弃体面、理性和价值。美国政治究竟存不存在一个“修复”（fix it)和痊愈，值得所有人深思。
作者：李亚琦、杨云舒、辛艳艳、姚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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