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本新闻编者注：由于本文发布于12月12日，所以作者计算“距离2025年”还有18天。
先来看一条“旧闻”：
“2021年，中国人均GDP突破8万元人民币，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2551美元，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这一数字与世界银行2021年最新设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12695美元）已经十分接近。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对中新社记者表示，中国距离世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仅一步之遥。如果是按现在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计算，那么应该今年年底就能跨过12695美元的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但是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美元汇率会波动，所以，留点余地的话，可能是明年，最晚也不会晚于2025年，中国一定可以成为高收入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一向对经济看法比较乐观，所以他用了“一定”这个词，非常坚决。
那么现在距离2025年只有18天了，这个“一定”，真的能实现吗？
结论我后面再讲，先来说说，林毅夫为什么对中国经济如此乐观。
林毅夫和张维迎，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两极”，林毅夫是大政府派，而张维迎则是强烈的自由经济立场。这俩人都执教于北大，因为各自观点的不同，已经激烈争辩了三十年，从黑发辩论到了银发，还没争出个结果。
抛开辩论内容先不谈，我认为这种辩论本身在中国就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这种辩论现在已经日益稀缺，甚至可以说已经消失了。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两人围绕国企改革方向就进行过“北大交火事件”。
1995年6月6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就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进行了公开讨论。
林毅夫从制度适应性的分析出发强调目前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是不公平竞争条件下形成的软预算约束，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要真正地改变国有企业目前状况，就要使国有企业的预算真正硬化起来。在预算硬化的竞争条件下，国家要监督企业就容易了，只要监督容易，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就会提高。
张维迎则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安排(即所有权)的重要性，认为改革的出路在于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
张维迎给出的国企改革方式很多，其中包括一条重要的建议：国有资产不仅应该让国资委下属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进行经营，而且应该委托给其它方进行经营，比如银行，非银行金融中介、投资公司等，也应该参与经营。
这场讨论奠定了二人激烈争论的开始，从他们的主张也能看出来，最后张维迎的市场化路线基本没有受到采纳，反而是国资委越做越大。
后来断断续续的争论一直有，但直到2016年，林张二人又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世纪之辩”，这次围绕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命题——产业政策。
首先，二人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就截然不同，体现出“大政府主义”和“自由市场派”的根本性区别。
在林毅夫看来，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政策措施。
但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
林毅夫认为，大多数成功的经济体均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使用了产业政策。他还说道：“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在国际上领先的产业早期的研发基本都是靠政府支持的。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总体来说，林毅夫更喜欢强调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更重视政府所起到的引导性作用。
张维迎则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抨击：
“产业政策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在这个年代复活了。二者都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生活、资源配置的干预。”张维迎说，产业政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张维迎表示，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科学和认知的结果，不如说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得到政策扶植的往往不是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新能源汽车骗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笔从政府拿钱的企业并没有做出像样的创新来。
那我们回到开头，林毅夫的预言，是否真的会实现？中国人将会在2025年成为全球高收入国家的公民吗？
林毅夫在2021做出这个预测，一方面是基于他对自己主张的“大政府”观念之信心——相比张维迎，他被顶层实际采纳的经济主张要多很多。
另一方面是当年数据带来的信心：202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2551美元，离世界银行在2021年设定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12695美元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从2022年开始，情况开始变了，中国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差距重新开始拉大。
2023年世界银行调高了迈入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即为人均GNI（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3845美元，这样一来，中国2023年和该门槛的差距再次拉大至1000美元左右（2023年中国的人均GNI为12597美元），差距约为9%，相比2021年的差距仅有1%，回落了8个百分点。
2023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比上年下降0.1%，是29年以来的首次减少。
2024年，考虑到经济基本面情况，居民收入数据不太可能有更好的表现。
其实，林毅夫还做过其他一些预测：
2021年，他预测3年时间中国就能拥有自主的光刻机，到时候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会很担忧。他还说，任何卡脖子的技术，3年、最多5年，中国都将取得突破。
2008年，林毅夫曾预测中国经济在2030年将会达到美国的2.5倍。不过现实是中国GDP已经回落到美国的59%，看来想要实现他的目标比较困难……
那么。林毅夫的预测究竟为什么没有准？也不能简单地说，他的产业政策观念就完全是错的，毕竟他的想法脱胎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尽管林毅夫认为自己是一个最考虑中国实际的经济学家，而非纸上谈兵，但他恰恰犯了纸上谈兵的错误。
林毅夫天真地将美国、日本等国家发展早期的国家推动产业政策，借鉴到中国，但他忽视了一点：美国、日本等国在进行国家产业政策推动的时候，法治和权力监督机制早已完善，所以国家的力量并未带来严重的权力寻租现象，也没有导致产业的畸形（比如大规模骗补贴等现象）。
另外，这些国家也并非依靠行政权力指挥棒去促进产业政策，其手段是很丰富的、市场化的。
张维迎看似是个理想主义书生，但他才是最懂中国的那个人：当你无法约束政府的权力，无法对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大政府主义只会演变为各种各样的权力寻租机遇，同时也会导致经济结构的僵化。
这场30年的争辩，随着林毅夫预言的无法兑现，其实已经高下立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