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he Dispatch
作者：Adam Rousselle
译者：
撒母耳
万圣节在上海得到了广泛庆祝，或许比许多西方城市还要热烈。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身着各种服饰涌向这座城市的装饰艺术中心——它是上海爵士乐时代殖民历史的遗迹——参加数十场以迈克尔·杰克逊的《Thriller》和其他节日歌曲为主旋律的派对。
甚至连时机也恰到好处，十月下旬的凉爽微风和碧蓝天空下的金黄银杏叶——这为上海出了名的炎热夏季和湿冷冬季带来了暂时解脱。
然而，2024年却不同了。几乎没有任何通知，警察就把盛装参加派对的人集中起来，带到警局，强迫他们卸下化妆和服装，然后登记姓名、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身着制服的警察张贴公告称：“禁止任何角色扮演，严禁万圣节装扮。”连天气也变了，反常的降雨浸湿了街道。
自2022年11月的“白纸革命”以来，上海当局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当时，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严格的防疫措施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困境。
此外，去年万圣节期间，许多讽刺性的服饰调侃了防疫工作人员和其他敏感话题，这是当局今年无法容忍的。在全国其他地方，对经济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工人们经常因裁员和拖欠工资，在许多处于困境中的工厂前抗议，尤其是在南方省份。今年上半年此类事件发生了719起，而去年同期为696起，2022年全年仅为37起。对这些劳资争端，当局大多以暴力进行回应，最为臭名昭著的是2022年11月，满身防暴装备的警察在郑州富士康工厂外殴打工人。
在中国国内的镇压行动下，是其政治统治集团日益加深的恐惧感。统治集团的这种不安全感，与媒体经常将中国描绘为一个自信崛起的超级大国的形象背道而驰，也反映了中国日益加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制造业危机和失业
中国的制造业是中国亟需的外汇和投资的最大来源，但却陷入了困境。在全球经济疲软、国内需求减少以及印度、墨西哥和越南等新兴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出口低于预期。尽管中国的目标是向“高质量”制造业转型，包括电动汽车（EV）和电池等项目，但全球日益高涨的保护主义威胁着中国的出口前景，尤其是在唐纳德· 川普（Donald Trump）最近当选之后。尽管有巨大的投资和潜力，但由于需求疲软、原材料成本上涨，去年约有52000家中国电动汽车相关企业关闭。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政府对该行业的大规模补贴造成了产能过剩，——这一问题并非电动汽车行业独有。
这些因素，加上2020-2023年间对中国科技行业的监管打压，导致失业人数飙升。根据官方数据，中国大约五分之一的16至24岁城市青年处于失业状态。去年，习近平在回应这些数据时表示，年轻人应该“吃苦”，暗示接受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不应看不起体力劳动或迁往乡村。目前的失业数据也掩盖了问题的真实规模，因为它们没有统计农村劳动力，而农村劳动力占据了中国近3亿流动工人的绝大多数。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大幅下滑的背景下，这些基本上不被看见的工人可能正遭受着最大的痛苦。
“中国社会充斥着幻灭感，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许多人选择‘躺平’，成为日益壮大的网上运动的一部分，以减少消费、靠储蓄生活、尽一切可能逃避工作——这一趋势迅速被中国无处不在的网络审查员封锁。”
消费支出——衡量公共繁荣和信心的晴雨表——自疫情以来一直未能恢复。大连万达是中国最大的连锁购物中心的所有者，目前正在出售其零售资产，以求勉强维持。在线零售商也报告了销售额的显著下滑，即便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动荡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威胁。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种状况可能会带来广泛且持久的后果。
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危机
在中国，房产一直是人们偏爱的投资选择，因为人们很少有其他方式获取长期资产。股市由于政治干预和缺乏透明度，其风险众所周知，而资本管制又使得除了中国最富有、人脉最广的精英人士之外，其他所有人几乎都不可能进行外国投资。由于这些原因，中国人倾向于投资住宅物业，因为在过去 30 年里，住宅物业的价值持续上升，富人拥有多套住宅的情况并不少见。
房市的过度投机使得住房愈发难以负担，甚至城市的白领阶层也难以承受，原因是他们的工资增长跟不上房价的飙升。到2021年，在中国购买一套住房的成本约为年均工资的29倍，而在美国这一比例目前仅为5.6倍。由于此情况，数百万年轻人选择放弃结婚和生育，从而加剧了中国的生育危机。
前国家统计局官员贺铿去年对中国房地产危机进行了罕见的公开批评，据他说，中国目前空置的房屋数量已超过了需要居住的人口。尽管价格不断上涨，但空置的住宅和高楼大厦多年来一直遍布中国大地。然而，由于富裕投机者的需求依然推动房价上涨，开发商继续建造新的住房——至少在2020年底信贷枯竭之前是如此。更糟糕的是，随着中国人口危机的加剧，未来购房的年轻人将会越来越少。这样一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依然深陷供应极度过剩、需求不断减少的螺旋式危机中。从长远来看，这一危机使得房地产开发商所积累的巨额债务完全不可持续。
政策制定者对这一问题已经知晓多年。2012年，在胡锦涛时期，时任总理温家宝曾呼吁要更好地规范房地产市场，以应对高房价。胡锦涛继任者习近平在八年后的相关政策，使这一问题转变为一个更加紧迫的危机。
“三条红线”如何引发崩溃
2020年8月，中国监管机构出台新规，根据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负担限制其获得信贷。监管机构根据每个开发商的资产负债率将其分为四类，用“三条红线”来标示，并相应限制其获得进一步贷款的机会。然而，由于从根本上限制了房地产开发商的现金流，这些改革引发了一连串戏剧性的事件。
随之而来的信贷紧缩在中国经济中引发了震荡。中国最大的两家房地产开发商——恒大和碧桂园的破产只是一个开始。经历了几十年的繁荣后，资金短缺的开发商放弃了全国成千上万的建筑工地，让购房者承受损失。许多竣工的房屋属于“豆腐渣”类型：外墙破败不堪，建造成本低廉，基本不适合人类居住，其真实价值仅为当前价格的一小部分。尽管一些地方政府已经解除了之前对多套住房所有权的限制，以刺激销售，但供给过剩、房价过高和人口萎缩等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国家甚至指示国有企业在某些地区购买空置房产，可能是为了支撑房价。政策制定者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平均而言，房地产占中国家庭净资产的70%。根据“彭博经济”（Bloomberg Economics）的估算，房价只要下降5%，就会抹去3.6万亿美元的住房财富。这样一来，国家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房价可能过高而难以维持，但房价崩溃则会摧毁数亿家庭的净资产。
危机的蔓延
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已经扩展到经济的其他领域。例如，中国的钢铁行业——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正面临价格下跌和潜在破产潮，约四分之三的钢铁厂因建筑行业需求疲软而遭遇亏损。过去，土地销售曾占地方政府收入的41%以上，而现在由于开发商资金紧张，土地出让金急剧下降，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飙升。
中国缺乏让地方政府进行债务违约的手段，因此需要以刺激性现金、再融资和其他救助手段进行定期救助。尽管中央政府可以允许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其他方式违约，但这对本已动摇的公众信心构成很高的风险。此外，由于借贷市场缺乏透明度，尤其是在中国基本未受监管的影子银行中，许多地方债务仍然是隐性债务。财政部目前估计隐性债务约为2万亿美元，但真实数字可能远高于此。
迄今为止，政府刺激措施的效果并不显著。尽管这些措施在金融市场上提供了短暂的缓解，但由于国家债务负担持续膨胀，经济并未根本性好转。去年，中国官方公布的公共和私人债务与GDP的比率达到了创纪录的287.8%，位居世界前列——这一数字可能并未涵盖中国隐性债务的全部规模。尽管中国曾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花费约16%的GDP来清理银行的不良贷款，但当时国家的债务要少得多，且以出口为驱动的经济正快速增长。如今，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出口经济举步维艰，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是最后一代。”
2022年5月，在上海疫情封控期间，防疫工作人员站在一对年轻夫妇家的门口。一名穿着防护服的警察声称，如果这对夫妇不服从命令前往隔离点，将会影响他们三代人。“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年轻男子说道，随即当着警察的面把门关上。
中国社会充满了幻灭感，尤其是在年轻人中。许多人选择“躺平”，加入一个日益壮大的网上运动，减少消费，靠储蓄生活，尽一切可能避免工作——这一趋势迅速被中国无处不在的网络审查员封锁。也有一些人尽管知道可能会遭受严重后果，但仍以各种方式进行抗议。最令人担忧的是，针对公众的零星袭击事件，包括大规模杀害学童和故意驾车撞向大量行人的事件，越来越普遍：袭击者往往是因商业交易或其他经济不幸而倾家荡产的男性。政府官员已指示相关部门关注这些所谓的“失败者”，并将其列入未来的监控对象。这种社会冷漠不仅背离经济、社会的和谐，还让人痛苦地想起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的大规模绝望与动荡时期。
暴力回应深植于历史恐惧之中
自中国统一以来，不满的年轻人一直在关键时刻对统治者构成根本性威胁，内乱推翻或严重削弱了大多数历史朝代。1850年的太平天国起义，由一名未能获得梦寐以求的公务员职位的年轻人洪秀全发动，占领了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持续了14年，造成多达3000万人的死亡，几乎摧毁了清朝统治。不到一个世纪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凭借吸引大量失意青年加入的运动掌握了政权。中国现政权深知这些以及历史上类似的事件。
随着危机的加剧和审查制度的失效，中共政权只能以它唯一熟悉的方式来回应公众的不满：粗暴的武力。这个政权曾在1989年用人民解放军的全部力量镇压天安门广场的抗议，造成数千人死亡；1999年法轮功学员在北京静默抗议，它将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囚禁；类似的迫害事件也发生在藏族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中。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此类镇压中，政权从未面临如此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未来的回应可能会以类似的暴力强度展开。中共国最近拘留了一位顶级经济学家，原因是他在一个私人聊天群中发表的评论，这表明北京可能会以此方式应对未来的经济政策异议。
北京的高度警觉不仅限于国内事务。中共政权倾向于将中国的许多问题归咎于外国人，当局的恶性反外宣传激发了对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包括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暴力袭击。外国人还必须面对大幅扩展的间谍法，这可能导致他们因模糊的指控而被无限期拘留。中国还增加了对外籍人员的出境禁令，使他们不得不在中国滞留，且自费承担所有费用，自2022年以来，相关部门已突袭了几家外资企业的办公室。放在中国日益恶化的国内危机背景下，中共政权对外界的恐惧与敌意，也可能表明其对国内局势日益增加的不安。
随着经济危机没有丝毫缓解的迹象，改革至今也大多未能成功，中共当局越来越必须应对不满的民众。在天安门事件后，统治集团承诺以就业和上升空间来换取年轻人对政权的顺从，而在当前债务危机不断加剧、制造业举步维艰的情况下，这种承诺似乎无法兑现。这些因素使得中共政权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在这个需要年轻人来支持其日益老龄化的社会的时刻，使用武力来镇压不满。与历史上急剧爆发的危机时期不同，这一次，随着统治集团的恐惧不断加深，全世界都将密切关注中共政权如何回应民众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