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持续近半年、对台湾成人网络文学平台“海棠文学城”的作者抓捕事件算是有了结局。
12月初，一个笔名为“从此没此作者“的微博发文，讲述自从八月被抓后，“犹如坠入地狱“，“恐惧让我几乎夜夜失眠“，”觉得天塌了“。他庆幸自己得了一个缓刑两年的结果，虽然“不知何时能还清欠款过上真正正常的生活“，但还是觉得“在外面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并警告说“我们郭家不允许写就是不允许写，就算在外站写只要你在这片地土地就都会被抓，不要有侥幸心理”。
随后几天，网络上传出一些被抓捕作者的结果，一位已退赃的海棠头部作者被判刑“四年半“，一位没有钱退赃的作者被判了五年半，还有一些小作者通过全额退赃、预缴了一倍罚金获得了缓刑两至三年。但在中国的裁判文书网上，至今并没有案件的判决文件，大家只能从网络上零散的信息猜测罪名是“传播淫秽色情作品牟利罪”。
“对，没有看到官方文件。我觉得这件事情诡异就在这里。”有十余年网文阅读经历的李华（化名）表示，“我感觉政府每次处理这一类型的事情的时候，好像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抓，也不给你一个说法，也不给你一个标准。”
“我早就不觉得新鲜了。”另一位曾是中国网络文学作者肆月舒（化名）表示，“每年都有一些网络作者被抓，被判刑，现在大陆的平台基本都收得很紧了，海棠的特点是个台湾平台，现在就连在海外平台上的写也不安全了。”
中国时评人小武（化名）认为中共对境外平台的中国作者开展审查也附和其一贯的逻辑，“台湾的也好，香港的也好，只要是用中文写作的这种平台，那最大的读者市场肯定还是在中国的。如果从《国安法》的逻辑看，中国就是觉得他有权力管的。”
审核标准的随机性
据澎湃新闻2024年3月发布的《网络文学平台生态抽样调查报告》，至2023年底，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已达到3458.84万部，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产生了《庆余年》《莲花楼》《开端》《步步惊心》等成功改编为影视作品的IP，在2022年时，用户规模就已达4.92亿，正在改变中国文学的传播路径。
肆月舒从初中开始就成为了中国同人小说（以现有漫画、小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故事情节或背景设定等元素进行的二次创作）的作者，在多个平台都有创作经验。“网络文学最开始兴起就是因为门槛低，只要有兴趣，谁都可以写写。”她说。
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发现自己发布的内容消失了，这才知道，原来网络文学有“审查“。但回想这么多年的网络创作经历，她最大的感受并不是审核的存在，而是审核标准的随机性，“就是其实你也并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可以写的，什么是不能写的，原来能写的，随时就可能不能写了”。
具体到此次抓捕所涉及的“黄色内容“，肆舒月和李华都表示，网文作者门槛低，质量参差不齐，早年间有很多色情内容存在，有些是纯粹的“黄文“，但有些色情内容是为了情节发展而存在，“写爱情小说不可避免会涉及一些性的内容”。
“非要严格管控的话，很多文学作品也有涉性的内容。”小武对中国政府在“扫黄“上的坚持一直不理解，“莫言的《丰乳肥臀》、陈平原的《白鹿原》还有贾平凹的小说都有大量的露骨内容，这些算不算呢？要我看也算的。”
对一些靠网文为生的作者来说，色情内容有时候也是获得流量的手段。李华介绍说，网文的竞争非常激烈，尤其是新手作者，要想被读者和平台看到，有时候会设计一些这样的情节，希望获得一些流量。“靠网文为生的作者也很辛苦的，据我所知，很成功的作者，一般一天更新三章，得一万多字，一个月的收入最多就是两万块钱吧，这还得被平台推荐的，大概是一千次6块钱左右。大量的作者其实不赚什么钱，我看过作者一天就赚0.1块钱。”
肆月舒也表示，尤其是在同人小说圈内，靠兴趣支持的作者更多，是否赚钱是其次。
事实上，中国境内的网络文学发布平台如晋江文学城、起点中文网网等，从2015年起，就逐渐收紧对内容的审核。李华说，“原来还可以有一些隐晦的写法比如“大战八百回合“或者“水乳交融“什么的，现在这种也不行的，脖子以下都不能写也看不到了。所以这轮抓的作者都是海棠的，因为这类内容在境内平台已经完全不可能发布了。”
中国网络上流传着不少调侃晋江文学城审核的笑话。该平台的机器审核会自动将不符合规定的字词替成“囗囗“，比如，当作者写道“他生性爱自由“，最后只会显示“他生囗囗自由“，如果作者写“他蹲下身捡起……“，最终会显示为“他蹲囗囗捡起”。
这种审核不只针对色情，也包括时政敏感词汇，尽管作者本意与政治无关。李华举例说，“如果你写八九不离十，最后就会变成：囗囗不离十。”
不过，在各大APP垄断流量的背景下，一些中小平台又会利用一些色情内容去争取读者、扩大流量。小武就曾接到过一些中小平台的邀请，并明确说希望能写一些“擦边“（中国互联网用语，指使用非直接的但容易让人联想到色情的挑逗行为或文字）内容，“还告诉我说比写时评赚得多“，他认为，“平台也不是无辜的，也会利用这些漏洞扩大自己的收入，政府查起来再收紧。”
中国警察出动“扫黄” (STR/法新社图片)
被规训的读者与红色基因作者
让作者们困惑的不只是模糊的规定、暧昧的平台，还有读者。
小武认为，网络文学在中国能够获得大量的读者，根本原因是中国普通百姓获得快乐的成本很高。“在中国普通人想要放松一下，读这种文章的话门槛就比较低，一个手机，有网，有时候充十几块钱就可以享受服务了，但现实社会中你就跟朋友去一次KTV他也要消费好几百块钱，在这种比较逼仄或者压抑的社会状态下，又没有排解或放松的渠道，所以才有大量人涌入网络小说或者抖音这种网络视频的渠道，这其实就是一种低成本获得快乐的渠道。”
已经读研究生的李华喜欢看网络小说。她坦率地承认，“我有时候就是想体验一下这种单纯的感官刺激，我觉得这也是人类的本能。“她现在在国内一个网文平台阅读，阅读不收费，但有广告。嫌看广告烦，她还是购买了会员，“一年也就100多块钱”。
但对肆月舒来说，读者也正在成为审核系统的一部分。这个风气其实2019年晋江文学城在一次“被喝茶”后引入的机制，鼓励读者去举报作者，以帮助平台完善审核机制。
“现在发展成读者要干涉你写的内容，比如你写一部校园恋情小说，但还想写他们从学校毕业后的发展，那你需要在作品前面打tag，如果你不打tag，就会有读者投诉；或者我写A和B的感情，然后我又引入C，但有读者不喜欢C，他就要举报你。”肆月舒觉得自已本来是就是出于兴趣才写作的，“但我现在既要被系统审核，还要被读者审核，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
但在李华看来，因为读者中有许多“小粉红“，网络作者也要向红色转变。她看过一个修仙小说，女主角从现代社会穿越到了一个人们生活很不好的修仙时代，写到三百多章时，作者突然解释为什么选择这个女主角去穿越，“主要原因是这个女主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且不单纯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且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人民过得特别好，他希望这个女主穿越过去也把那个世界改造成这样的社会”。
李华说：“我看了以后红色教育真的是入脑入心入肺，要么就是红色基因本来就是在这些作者身体里面，真的很恐怖。”
肆月舒认为，网络风向就是社会风向转变的体现。“读者现在可以因为你写了他不喜欢的人物举报你，将来就可能以你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来抨击你，作者就完全失去了自己创作的自由，也就没什么乐趣了。”
“你自己就可以过得那么快乐，还要我政府干什么呢”
此轮被抓捕作者的罪名多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根据中共《刑法》，这一罪名是指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罪行，通过互联网复制、分享、展示亦属于传播的一种。
而对于这个罪名的量刑标准是2004年出台的一份司法解释。其中规定：点击次数超过1万次或收入超过1万元以上即可立案；点击达到五万次以上或收入达到五万元以上，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区间量刑；如果点击次数达到二十五万次以上或收益超过二十五万元以上，即可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区间量刑。
广东律师陈兆楠对这一量刑标准发表了评论。他以盗窃罪的量刑作为对比，在广东一类地区，盗窃金额在10万元以上，量刑区间才会超过三年；盗窃金额超过50万，才可能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区间量刑。他认为，在同一违法所得数额的情况下，“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往往面临较高的刑期，量刑标准是相对严苛的”。
陈兆楠还提到“海棠“作者的取证难题：如果是境内网站，公安机关可以控制服务器，调取内部数据，但因为“海棠“是台湾平台，公安机关只能依靠前台点击取证，但很多网络平台采取虚构、人为设置点击数的运营手段，导致目前无法获得“海棠”作者的真实阅读数据。
同时，一个作品不可能每个字都涉及色情，是否需要区分淫秽内容的收入与非淫秽内容的收入，以及具有艺术价值的两性描写是否能够定性为淫秽内容，都是需要讨论的。但现实是，鉴定一部作品是否为淫秽色情作品，根据相关规定，是“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指定两名政治、业务素质过硬的同志共同进行，其他人员一律不得参加”。
自称网络作品《六朝》作者李鑫（笔名为龙璇、紫狂）家属的一篇博文就对此提出异议：一审在“短短14天内对39部作品总计2亿字书籍的审查——平均每天需阅读相当于23本《三国演义》“，鉴定李鑫的网络作品《六朝》为淫秽作品，“明显违反常识”，并以其在十余年写作中获利30万元，判处10年有期徒刑。
网络热议的焦点还包括量刑的起点仅从5万次开始，但以被抓捕的海棠作者“远上白云间”为例，其十年累计的点击量早已超过这一标准数千倍。
小武认为：“中共就是定一些入刑标准非常低的罪名，我觉得他们就是想用这个来钳制老百姓的生活，让你觉得时刻有一种很容易触犯法律的可能，让你形成一种恐惧感。”
肆月舒对此深有感触：“我第一次被删文就感受到了审查制度和它的恐惧性，因为这个东西是一种很直接的方式告诉你：你这个人不存在了。因为网络社会上是不能脱离信息存在的，如果你的信息都没了，你就直接消失了。”
谈到网文“扫黄“的原因，李华的感受是，“就像大学生夜骑事件后来被禁一样，中国政府就是不希望你有未经允许的高兴，你要高兴也必须在它规定的方式里，为祖国强大高兴，为高铁又开通一条高兴，但你不能自娱自乐。你自己就可以过得那么快乐，还要我政府干什么呢？”
“道德越紧，反弹越大。”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晓蕾在评论《金瓶梅》产生的时代背景时这样写道：“当道德过于高调严苛时，文学却要为人性辩护，争取生存的空间。这也是明代色情小说泛滥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几次重演类似的场景，比如文革末期，大量流传的手抄本《一双绣花鞋》和《少女的心》。
李华觉得，这个景象可能还会重演。“就像小孩子，你越不让他动的东西，他就越想去动。你要去做一件社会上禁忌的事情，反而会产生更多的刺激。”
小武提到，大约十年前，微博上一些公共知识分子被以“嫖娼“的名义抓捕或判刑，可以看做看似“道德至上“实则“恐怖治国”这一逻辑的开端。只不过，那时大家还可以讨论一下案件的审判是否公正，但如今，这些案件连被讨论、甚至看到的机会，都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