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华评论分析文章：最近，大众汽车出售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一家合资装配厂，以及在新疆地区的两条测试跑道。 这一事件引起了不少关注，对大众新疆设厂的批评者自然欢呼，而中国外交部也就此事专门发表了看法。
上汽大众（新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大众新疆工厂同时奠基并在2013年2月投产。据审计报告，大众新疆工厂员工最多时有650人。而在出售前，该厂子实际上自2019年起就不再生产汽车。大众及其国有合资伙伴上汽集团目前在新疆雇用的工人不到200名，他们从事的是将汽车交付给中国西部的大众经销商前最后的准备工作。大众这次卖出其新疆工厂，接手方是一家国有企业，即上海临港集团旗下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SMVIC）。有评论认为，这种卖出方案相当于中方给大众的补偿或奖励。由于大众在新疆已经不生产汽车，本来用于生产汽车的测试跑道当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该股权现在转让给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该中心由上海市政府的另一个部门所有。
由于笔者无法获取任何有关卖出的价格的信息，也就很难判定，这里是否有中方对大众的补偿或奖励。 至于是否应该把大众的做法看成是批评者的胜利，这似乎也得经过认真考量后下结论。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大众作为一个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先锋角色，在中国市场赚得盆满钵满，时间一长，自然使其对中国当局有一种好感。至于说，大众在新疆办厂，完全是处于政治上的考虑，即对中共政权的支持，这也未必。但并不排除，大众当初在考虑在那里设厂时，并没有把新疆问题看成是一个问题，甚至是默许当局的做法。 而在那里设厂，客观上是对中国当局镇压在那里的少数民族（不仅是维吾尔族，也包括其他民族如哈萨克族）的背书和认同。
经济或者利润主导
但大众说，这次出售工厂和测试跑道是出于“经济原因”，分明是想摆脱大众由于在处理新疆强迫劳动问题上带来负面影响。但笔者同时认为，其“经济原因”确实也是大众作出这一决定主要考量。
要理解这一点，应该回到2012年建厂的那个阶段。那时，习近平尚未正式上台，但中国当局的“西部大开发”以及“走出去”的政策已经明确化了。估计大众想趁这个势头，扩大在中国西部的市场，同时通过新疆的跳板，把产品运往中亚各国。 但这个美好设想被后来的疫情、中国的清零政策打破了，而至于疫情后习近平政府的蹩脚经济政策更是进一步严重打击了中国国内消费能力。而这几年的电动车的发展，自然也是对大众车的一大打击。
至于中国外交部当然也了不得把大众的说法（即“出于经济的理由“）当作一个很好挡箭牌。因为中共当局一口否认在新疆有镇压和强迫劳动之事。
有两件事，不得不使得人们对大众的政治倾向提出质疑的。 一是大众汽车在关闭新疆工厂的同时，为了不希望关闭新疆工厂被中国官方视为远离中国，大众集团与上汽集团官宣合作协议再延长十年，直至2040年。而实际上，即便要延长十年，也不必非要现在就宣布。因为目前的合作协议还有几年的有效时间！第二是，大众在乌鲁木齐附近修建测试跑道时使用了维吾尔族强迫劳工。大众汽车否认这一指控。去年年底，大众聘请了一家审计公司对其在新疆是否遵守国际劳工标准的问题进行调查。而事实却是，该审计公司并非公正地对此项目进行了审计。这也引起人权组织和新疆反对派的批评。
2014年4月的大众汽车新疆有限公司正门 Stephan Scheuer/picture alliance/dpa
资本主义与民主姻缘论的破产
大众在中国的表现，实际给人们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少西方理论家认为，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相辅相成以及自由市场与竞选政治在长期内相互促进。这就是所谓的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婚姻。 而有人更是把这个假设当作事实在阐述，认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必定是民主的。或者说，当代资本主义只能在一个民主国家得到发展。
如果要谈起资本主义，必定要从资本出发。而在苏联垮台后的全球化，大大地改变资本的特性。与其说，本来资本的活动范围大多是国家内部的，或者是在几个民主国家内的，全球化开始以后，使得资本走向世界各地，而不少威权国家如中国则也巧妙地吸引了不少西方资本的安家落户。而一旦资本在一个威权国家发展的顺利，它必然就和当局产生一种亲和性。 同理，它的“本土性”（如大众的德国本土性）就会减少，换言之，德国政府对此掌控能力也就减少。
民主和资本主义是一家子的理论，东欧的转型时期不少国家的发展已经把这种理论驳倒了。而如今大众在中国的表现更是说明了，资本主义中的主要成分，即资本，实际上是不在乎它的政治环境的。它可以在民主制度下发展，但也可以与威权政府结伴。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全球化走到如此的地步，使得欧洲不少政府无法对其资本有太大的约束力。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倒是跟欧洲政府的不同。这体现在拜登政府对中国芯片的限制方面，尽管美国的资本对此怨气很重，但美国政府多少还能把自己的政策落实下去。至于，川普上台后的情况如何，还得拭目以待。
笔者在本文要说明的一点是，资本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是跟民主政体和威权整体同时合作的。 这样，对资本有太大的期待，是不合适的。 再以特斯拉为例，特斯拉尽管没有在新疆设厂，但凭着马斯克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言论，对中国政治的言论，不也就说明了其与威权主义的亲和性？
当然，后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民间组织联合起来对资本进行一定的约束。 而目前全球一种“反全球化“，多少也能使得资本对自己有所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