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袁莉主持的《不明白播客》采访了在中国经历网暴后移民美国的知名网络人物罗玉凤（又名"凤姐"）。袁莉说，在罗玉凤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中国社会变迁的痕迹。她是80后，出身重庆农村，成长在中国GDP高速增长、阶层尚未固化的镀金年代。在这个个人奋斗改变命运几乎成为信仰的时代，没有容貌优势，只有大专学历，却站在聚光灯下的罗玉凤自然地成为被审视乃至鄙夷的对象。直到近几年，随著经济下行、阶层固化，"欠凤姐一个道歉"成为中文互联网的一个新话题。成名一年后便前往美国的罗玉凤反而成为人间清醒的代表。
在谈到过去的经历时，罗玉凤回忆说，那个时候电视台基本上反复炒作的就是什么学历低，素质低，最后就变成了长得很丑。它说的不是凤姐是一个长得普通平凡的人，说的是凤姐是一个长得非常丑的人，就是极端的丑陋，罕见的丑，就好像一万个人当中都没有一个人有那么丑。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之前的低端人口联系起来的。低端人口一定是没有文化的，低端人口一定是低素质的，那么低端人口一定长得非常丑。而且我觉得这个长得丑可能比较容易吸人眼球，所以那些媒体就以此为噱头来丑化我这个人，来炒作这个人。
罗玉凤认为，网络上所有的负面人物，包括凤姐、芙蓉姐姐，还包括以前的什么犀利哥，所有这些人都是社会底层的人。所以社会底层的人一定会成为负面人物。精英阶层，包括小S，还有那个神仙姐姐刘亦菲她们也做过一个动作，就是把手这样撩起来，很像芙蓉姐姐的动作。小S其实也有些动作挺像芙蓉姐姐。为什么芙蓉姐姐成为被羞辱和取笑的对象？小S和刘亦菲没有？原因就是芙蓉姐姐是底层人，而小S和刘亦菲是精英阶层的人。
那为什么像丁真、农村四哥、华农兄弟，还有李子柒这些人，他们也是出身于社会底层，为什么会成为正面人物？罗玉凤认为，因为这些人对中国共产党是有服从和巴结的。包括李子柒其实她成为中国政府的一种宣传大使。那么像我这样的人，不服从中共的统治，也不为他们站台，也不为他们说好话，那么我一定成为负面人物。
中国人臀部比较平，所以进化比较早？
总部位于美国的《中国民主季刊》最新一期发表文章《人类起源、种族自大与中国特殊论》，作者程映虹（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教授）分析了2012年10月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之一《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哲学思考》的文章（作者李长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署名"永春"）。
李长春在文章中罗列了中国人扁平的臀部、稀疏的体毛、比较短的上肢、比较淡的体味以及比较弱的咀嚼和消化功能等身体特征，得出结论说，"国人应该是进化较早的人类种群"。例如，臀部收回得越彻底的人种可能站立行走越早，臀部翘得越突出的人种站立行走越晚。相对其他人种，中国人臀部比较平。因此，中国人应该属于站立行走较早的人种。"
程映红教授认为，李长春的文章散布的是种族主义观点，首先是因为，它把今天"中国人"很多生理特点之形成归因于他们的祖先在数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之久的演化过程中，在一些关键阶段和步骤上，比其他人种的祖先都先行一步，使得今天的"中国人"成为进化最"彻底"的人种。
文章指出，有关古人类演化的历史一直是官方宣传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有独特地位、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的重要历史证据。最早是把距今约五十万年的北京周口店直立猿人说成是中国人的祖先，认为它在古人类中最早开始用火。但在世纪之交，由中国科学家参与的人类基因组研究证明，今天人类的直接祖先并非直立行走的古猿人而是距今约不到二十万年的智人，世界各地人群概莫能外。但是，自 2012 年以来，类似的用远古的共同祖先和体质及外貌特征来定义中国人的官方观点，一直没有被放弃，而这些恰恰是今天在定义国族身份时被国际社会抛弃的。
缺乏包容性制度保障的繁华盛世，只能是虚幻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端传媒"发表文章《动荡时代中，我们还需要"制度决定论"吗？ --评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作者王也（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以自身经验介绍了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和James Robinson（下简称AJR）的一些著述和观点。文章说，Acemoglu和Robinson 在2013年合作出版的著作《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中，正式提出了"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概念，并将其运用于理解历史上多个国家的发展轨迹。包容性制度下，权力由社会各阶层共用，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因此普通民众有更强的激励进行创新和投资，经济繁荣随之而来。在2008和2019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他们基于跨国分析，断言高收入未必会带来民主化，但民主化的确会促进经济增长。
2023年，Acemoglu和Simon Johnson合写了新书《权力与进步》，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阐述为什么技术进步并不总是带来繁荣和幸福。他们的观点是，制度安排决定了新的技术是否能够惠及普罗大众。只有包容性的制度，才能防止技术被统治者垄断，抑或是成为维系统治的帮凶。而包容性制度的维持，需要更加平等导向的政策制定，和公民社会的广泛参与。
王也说，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AJR所强调的，包容性制度对一个国家的根本性意义，也许只会随著时间而变得更加明显。正如他们所说，只有制度上的转型，才能让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均衡状态，让自由和繁荣获得稳定的根基。面对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去相信一个救世主式的领袖，去打破制度施加的种种桎梏，推动激进的社会变革，无疑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选项。然而，救世主并不存在，再天才的政治家，也有自身的局限。制度的毁坏，在短时间内未必会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但当自由一步步被侵蚀，生活中的每一秒都处于监控之下，整个国家都被统治者的个人偏好支配之时，我们终将清楚地意识到，缺乏包容性制度保障的繁华盛世，只能是虚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