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评论文章：美国国会12月4日发表“冠状病毒大流行”遴选委员会的调查报告，题为《COVID-19大流行的事后检讨：教训及前路》（以下简称“报告”），长达520页，其中溯源部分共146页，占全部内容约28%，其馀72%都是提出应该吸收的教训及今后万一发生同类事件时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委员会花了两年时间，进行了25次听证、发出100封调查信件，检阅了超过一百万页的文字资料，从而得出其结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认真、严谨、客观的过程。
被委员会质疑的机构和人士，除了中共的武汉病毒研究所（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WIV）外，还包括美国的国家卫生机构（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及其辖下的过敏及传染性疾病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IAID）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这三个机构都要为2020年开始的武汉肺炎肆虐全球负责。本文先根据报告的内容，把三个机构的责任罗列出来，最后加入个人的分析。
甲，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WIV）的责任
一， WIV 内部的几名研究人员在 2019 年秋季，即发现第一例疫情病例之前就生病了，症状与 COVID-19 疾病一致。 2023 年 6 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Office of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 ODNI）发表题为“武汉病毒研究所与 COVID-19 大流行起源之间的潜在联系的评估”证实了此点。
二， WIV 有进行“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以下简称“增能”）的研究，以制造嵌合性病毒（chimeric viruses）。这种研究，既有积极的一面（可以促进防疫工作及发展新疫苗），也有消极的一面（可以用来制造传染力特强的超级病毒，用于生化武器的制造）。 上述的 ODNI 指出，“WIV 的科学家创造了嵌合体，或通过基因工程克隆 SARS 样冠状病毒，并在 SARS 样冠状病毒上使用反向基因克隆技术”。它说，“WIV 关于冠状病毒的基因工程项目中，有一部分涉及可能难以检测其用意的技术（involved techniques that could make it difficult to detect intentional changes）。简言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担心WIV进行的“增能研究”可能被用于消极方面的目的（按：这一点是笔者个人对上述这句话的解读）。
三， 尽管 WIV 声称是一个民间机构，但美国已经确定至少从 2017 年开始， WIV 与中国军方已经有秘密项目的合作。上述ODNI 报告指出：“WIV 人员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科学家合作开展公共卫生相关专案，并在生物安全专案方面进行合作”。此外，“一些 WIV 研究人员可能至少在大流行前的某些时候没有采取足够的生物安全预防措施来处理类似 SARS 的冠状病毒，这增加了意外接触病毒的风险”。
四，从病毒的结构看，SARS2 拥有一个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furin cleavage site），在其病毒家族的其他 871 个已知成员中都没有发现，因此它不可能通过家族内遗传物质的普通进化交换获得这样的位点。由于不存在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自然进化，EcoHealth （美国一家同 WIV 合作的机构）和 WIV 试图做自然界从未有的事情——将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插入 SARS2 病毒中。因此，当EcoHealth 和 WIV 向 美国“国防先进研究计划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 DARPA） 申请拨款时被拒绝了。
五，麻省理工学院及哈佛大学合办的Broad Institute 的分子生物学家曾昱嘉（Alina Yujia Chan）提出5点理由，证明新冠病毒是实验室泄露出来的：
1. COVID-19 出现在武汉，是中国最重要的 SARS 样病毒研究实验室的所在地。其专家石正丽博士研究类似 SARS 的病毒已有十多年，她自己甚至最初怀疑疫情是否来自 WIV.
2. 在 2018 年，也就是疫情爆发前一年，EcoHealth 与 WIV 合作，在向 DARPA 提交的拨款申请中，提议创造一种具有 SARS-CoV-2 定义特征的病毒。在向 DARPA 提交的申请中，EcoHealth 及其 WIV 合作伙伴表示，他们打算创造一种具有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类似 SARS 的病毒，这与使人类易感染 COVID-19 的特征完全相同。
3. WIV 有在低生物安全条件下从事此类病毒研究的记录。在 WIV，中国研究人员只根据 BSL-2 规范（生物安全等级第2级）进行了此类研究，但在美国，这种类型的研究将根据 BSL-3 规范进行，事实上，在向 DARPA 提供资助的提案草案中，EcoHealth 总裁Daszak 博士承认，一些 SARS-CoV-2 研究将在 WIV 安全度较低的 BSL-2 进行。
4. 支持 COVID-19 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的证据很薄弱。曾博士指出，“现有的遗传和早期病例资料表明，所有已知的 COVID-19 病例可能源于 SARS-CoV-2 单次进入人类，而武汉市场的疫情可能发生在病毒已经在人类中传播之后。此外，尚未在武汉市场或其供应链中找到受感染的动物。
5. 如果病毒是从野生动物贸易中出现的，那么预期的关键证据仍然缺失。在之前的疫情中，例如 2002 年的 SARS 和 2012 年的 MERS，发现了受感染的动物，最早的病例发生在接触活体动物的人群中，并在动物中发现了病毒的祖先变体， 但尚未发现 COVID-19 的这些证据。
除此之外，报告引述了2023 年 3 月 8 日，美国疾控及预防中心雷德菲尔德（Dr. Robert Redfield, Director,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作证，他说：“从大流行的最初几天开始，我的观点是：关于 COVID-19 的起源的这两种理论（笔者按：指“实验室泄漏”和“自然衍生”）需要积极而彻底地进行检查。根据我对资料的初步分析，我开始相信——并且今天仍然相信——这表明 COVID-19 由实验室意外泄漏（lab leak）的可能性更大，而不是自然溢出（natural spillover）的结果。这个结论主要基于病毒本身的生物学，包括其对人际传播的快速高传染性，新变种的快速进化”。
报告又引述2023 年 4 月18日，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 Director,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证词，他说：“在大流行的最初一年里，我们的情报部门唯一可信、可支援的解释是实验室泄漏，这是基于科学和常识得出的结论。从情报界的角度看，支持实验室泄漏的证据与自然起源的证据，前者不但多而且很有说服力，甚至压倒性的，而后者则是脆弱的甚至几乎是空的”。值得注意的是，连支持“自然起源说”的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病学专家利比坚教授（Ian Lipkin，John Snow Professor of Epidemiology ii Columbia University）都承认：“we have a nightmare of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o assess （笔者按：指支援实验室泄漏的环境证据多到令人害怕）”，报告页33引述。
所以，虽然中共极力否认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而且急不急待地消灭证据，但种种环境证据都反映了实验室泄露的客观事实。
乙，美国的国家卫生机构（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的责任
一，NIH下属机构“国家过敏及传播性疾病中心（NIAID）协助散播病毒来自自然界的理论，藉以否定实验室泄露说。
1. NIAID 主任佛奇（Dr Anthony Fauci）授意一批专家在几家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The Proximal Origin of SARS-COV-2”（SARS-COV-2病毒的近端起源）的论文，他们认为，从基因组学分析（genomic analysis），病毒是天然产生的。
2. 当其中一个作者 Anderson 向《自然》杂志提交这篇论文时说，该文是由佛奇主催的（prompted by Dr Fauci），目的是在推翻“实验室泄漏”说（the goal of Proximal Origin was to disprove the lab leak theory，见报告页58）。他在2月8日一封信件上说：“我们过去数星期的工作就是集中在推翻任何实验室泄漏说，但我们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因为所得的科学证据不足以让我们对任何理论抱有高信任度”。
3. Anderson 在为他的“近端起源说”辩护时，却提到“很不幸，这一切都无助于推翻实验室泄露说，所以，（实验室泄露说）应该被视为一个认真的科学理论而不应该被视为阴谋论而随意扔掉。虽然我们很愿意（推翻实验室泄露说），但很不幸，从所得的资料来看，我们无法做到”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首席科学官法拉（Jeremy Farrar, Chief Scientist, WHO and Director, Wellcome Trust）的证词，“近端起源说”是为了有效终止有关病毒起源的讨论。
这批专家为甚么一定要否定“实验室泄露”的说法？
报告认为否定“实验室泄露”说的一个动机，是为了“袒护中国”（to defend China, 页26）。“这个动机在几个作者的无数交往中表达出来。 NIH 负责人Dr. Collins也表达了对『国际和谐』（international harmony）的影响”。
例如：Andrew Rambaut 说：“如果有人指摘中国意外地泄露病毒，我们就必须说：不存在证据说明病毒经过人工改造。鉴于我们无法辨别自然的或是泄露的，我们倾向于归咎自然因素”。对此建议，Anderson 回应：“这是一个合理的结论。虽然我讨厌政治介入科学，但在目前情况下无法不如此做”。Ron Fouchier 说：“进一步讨论（指对中国泄露病毒的指摘）将会对科学，特别是中国的科学发展造成不必要的伤害”。Dr. Collins 说：“阴谋论很快会主导，对科学及国际和谐都会造成重大的潜在伤害”。
天啊！为了“袒护中国”，这班“科学家”竟涉嫌“造假”？
二，NIH用美国纳税人的钱间接支助中共研究病毒
报告发现，原来美国一直有间接支助WIV进行有关病毒的研究。美国的NIH是透过拨款给一家叫 EcoHealth Alliance Inc 的科研机构，以便它和WIV合作进行病毒“增能”研究。它的总裁 Dr Daszak 与WIV 的石正丽有长期合作关系。
早在2016年7月7日，NIAID 已经发现 EcoHealth 建议由WIV 承担一项有潜在危险性的“增能研究”，因而去信通知该 EcoHealth 总裁 Dr. Daszak 立即停止该研究，并交出相关资料（页78），但他们没有及时交代。
从2023年开始，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开始停止拨款给 EcoHealth 及Daszak，因为他们违反“合规”条款（compliance）。
报告还指出：
1. NIH 及 NIAID 没有尽责监管 EcoHealth 如何使用纳税人的钱。
2. Fauci 在“增能研究”的定义问题上玩弄文字游戏（played semantics with the definition of gain-of-function research, 页133）。
3. NIH 及 NIAID 利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去支助中国人民解放军。
4. NIAID 高层领导营造一个环境去回避“资讯自由法”。
5. NIAID也协助其他人回避“资讯自由法”。
丙，世界卫生组织（WHO）“可耻的失败”
委员会严厉地批判了WHO，对其在疫情期间的做法称之为可耻的失败（Abject failure）。它指出，人们对 WHO 有过度的依赖，却想不到它只听命于中共。
一，对WHO 的过度依赖（overreliance）
报告说：“虽然世卫组织应该支援全世界，但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它仅在乎于保护它与中共的关系。WHO 被误导，被拒绝进入中国，并被用来为中共的鲁莽行动提供掩护。当全球都向 WHO 寻求领导和建议时，WHO 的行动表明它并没有平等地支持所有成员。人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组织，它不是为全人类服务，而是受制于政治并陷入政治（页171）”。又说：“WHO 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所有人。然而，在最严重的全球危机时期，它并没有兑现承诺”。
二， WHO的各种失德失责事件
报告罗列了WHO七宗罪，计有：
1. 尽管台湾早在 2019 年 12 月初就发出了 COVID-19的警告，但世卫组织却忽视了它。
2. WHO 仅凭中共宣传就否认 COVID-19 的人对人传播，从而弱化人们的警惕性。
3. 世卫组织延误将 COVID-19 定性为 “国际性紧急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简称 PHEIC），只因为中共坚称传播已得到控制，这种延误造成疫情的国际性大规模传播。
4. 由于中共的压力，世卫组织推迟和淡化应有的严肃的对策，如旅行限制。
5. 尽管全球都知道中共的掩盖行为，也知道中共的防疫措施失效，但世卫组织继续赞扬和肯定中共的做法。
6. 世卫组织未能谴责中共对举报人和记者的镇压。
7. WHO发布了从中共获得的关于 COVID19 的起源和出现的通知，很多纯属虚假资讯。
结论
通过详细阅读这份报告的相关内容，笔者觉得有几点值得总结一下。
第一，报告虽然无法提供很实锤的证据证明实验室泄漏，却提供了大量的“环境证供”证明只有“实验室泄漏”才是最大的可能性。由于中共从一开始即采取销毁证据的措施，包括：① 即时对WIV 实行军管，作“安全化”处理，这就等于销毁证据； ② 镇压吹哨人李文亮等医生； ③ 清洗华南市场；④ 拖延及限制 WHO 实地考察，⑤ 向WHO 提供不尽不实的资讯等等，使国际社会根本无法在案发现场即时获取到“实锤性证据”（ smoking gun evidence）。所以唯有依靠所谓“环境证供”。值得注意的是，就连主张“自然衍生说”的很多专家，都承认不能抹杀“实验室泄漏”的说法。
第二，为证明“实验室泄漏”是一种要打击中共的政治阴谋论，NIAID主任佛奇居然推动一批专家抛出所谓“近端起源论”，目的仅仅是为了推翻“实验室泄漏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否因为NIH有资助WIV，不想“实验室泄漏说”祸及NIH 和NIAID 两个机构？我们无法推测他的想法，但必须指出，这种行为几近“学术造假”，性质非常严重。参与创作“近端起源论”的学者们，可能真心不希望见到科学受到阴谋论冲击，从而挺身出来尝试找到非阴谋论的解释，未必是存心造假，却被一些存心要袒护中共的人所利用。
第三，今次事件敲起一个严重的警钟：为甚么美国政府会提供资金给中共军方从事一项对病毒的“增能研究”而明知这种研究可以导致中共制造生化或基因武器？这纯粹是“监管不力”？或是对“增能研究”的负面作用认识不足？或是美国的领导人对中共这个当今人类社会最大的威胁来源认识不足，因而不知不觉接受其统战而与之合作？
第四，目前美国国会正在审理“为COVID受害人讨回民事公义”法案（Civil Justice for Victims of COVID Act）。委员会这份报告，很可能为民间索赔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一旦通过，并且首例成功的话，则它将开启连串的索赔运动，使中共在未来疲于应付。
第五，笔者对报告的认真程度叹为观止，这才是面对灾难的正确态度，单是这一点已经足以证明美国制度的开明性，例如《资讯自由法》就令到政府行为（用纳税人的钱资助中共研究有可能用来对付美国的生化武器）大白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