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访问日本是在1980年代初，当时我还是英国国会的年轻议员。 当时，佐藤行雄（Yukio Satoh）这位心怀壮志且具有前瞻性思维的外交官（也是后来的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刚被派到日本驻伦敦大使馆。 他意识到英日之间的政治对话是由老一辈主导，因此尝试与英国年轻一代政治家建立联系。
为此，佐藤邀请包括我在内的几位新科议员访问日本，与国会议员交流。 行程为期两周，其中包括去一位国会议员的选区度周末。 负责接待我的那位议员的选区以SPA小镇花卷为中心，当地以各类面条闻名。
那次访问令我对日本一直充满热情。 多年来，我以各种身份多次造访日本，包括议员、内阁大臣、英国最后一任香港总督，以及欧盟前外务委员。
最近我又以高松宫殿下纪念世界文化赏国际顾问的身份访问日本，这个为纪念日本美术协会成立100周年而设立的著名奖项，是在日本皇室资助下成立，并获得了慷慨的商业赞助，被誉为艺术界的诺贝尔奖。
这个奖项是日本软实力重要的一环。 在过去35年，授予许多来自日本和世界各地的著名艺术家和建筑家。
日本在视觉艺术、电影和建筑方面的贡献令我印象深刻，但对许多人而言，这个国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非凡的经济成就。
日本在二战后的繁荣常被描述为经济奇迹。 虽然我对这个说法抱持怀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国在1950年代末至90年代经历了非凡的转变。 这可以归因于几个关键因素：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富有成效的政策制定、对教育、就业培训和公共卫生的大量投资，以及对日益全球化的市场所创造之机会的精准把握。 我在担任香港总督期间亲眼见证了这些发展。
日本在二战后创造经济奇迹。 图为11日日本东京街头。 （美联社）
当然，这个奇迹未能延续。 GDP快速成长数十年后（尤其是1973-1991年间），日本进入了常被称为“失落的30年”的长期经济停滞和通缩时期。
日本经济在1990年后陷入停滞，是因为试图透过提高利率来遏制房地产市场过热，并以强势日圆政策回应美国的贸易关切。 这些措施主要是1985年《广场协议》的结果，该协议推高了日圆币值，削弱了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鉴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Donald Trump）对美国的盟友持敌对态度，并威胁要发动贸易战，他的第二任期可能对日本经济数十年来展现的经济韧性构成最严峻的挑战。 人们只能寄望日本政策者能够以前辈们反击美国前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的贸易限制和货币操纵时展现的决心，应付川普提出的保护主义关税。
幸运的是，日本正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最近的数据凸显了其在面对新冠疫情和全球能源危机双重冲击时展现的非凡韧性。 虽然经济成长再次出现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估日本2024年的GDP成长率仅0.3%，低于2023年的1.7%，而且原本全球第三大的经济规模已被德国超越，不过日本仍是一个人均预期寿命极高的繁荣国家。
去过日本后，你会发现其强大韧性源自于一个深植于法治的强大民主社会。 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该国能够在身份认同政治和全球化的紧张之间游刃有余，而不会陷入现在令许多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困扰的分裂状态。
虽然日本面临许多严峻挑战，尤其是人口迅速老化和减少，但在这个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中，它仍然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而且似乎还在不断增强，而未减弱。 日本的自信心一直承受了全球化经济的诸多压力，因此，我相信无论未来情势如何，日本都能安然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