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共媒体香港01报道：贺锦丽和川普辩论前，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其微信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说“总统辩论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石，它让选民能够获得做出明智决定所需的信息”。了解民主政治的人，对此恐怕都无法认同。
和密室政治、黑箱政治、宫廷政治相比，以公开辩论为形式的选举政治确实具有某种程度的进步，但把辩论称为民主政治的基石，认为通过辩论就能完整展现出候选人的道德情操和国家治理能力，让选民能做做出明智决定，未免也太绝对了。
就以贺锦丽为例，媒体报道说，贺锦丽在辩论之前，为进行充分准备，和她的副手们专门包了了一家酒店，邀请了民主党最有名的辩论大师指导，还有人专门扮演川普，进行模拟辩论。
设想一下，这个女人在一个月前，还只是拜登的影子，根本参与不了拜登政府的核心决策，从来都没有想过会代表民主党参选总统这样的好事会落到自己头上，根本就没有想过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甚至连治理一个县，一个州的经验都没有，仅仅关起门五天的思考和辩论训练，就获得了治理诺大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政治经验与能力？
就不说一个国家，就算一家公司吧，通过一两场辩论，就把一家公司交给一个此前你一无所知，从未有过严格历练的人管理，你放心吗？
辩论政治这种东西，它是古希腊城邦政治和共和政治的产物，在当时那种小城邦政治下，政治人物为具有投票权的市民和上层社会所熟知，这是一个前提基础。在这个前提基础上，再通过辩论，可以让投票人对候选人有更充分的认识，从而把城邦治理权交到他们的手上。
古希腊因此盛产辩论家，苏格拉底等都特别擅长此道，雄辩政治成为城邦政治的标配。但是这种适合于城邦政治的政治形式，是否适合于高度复杂的现代超大型国家，真的很难说。象美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又不是象城邦政治那样人人熟知，一般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有多少呢？
再者，古希腊辩论政治的需要和训练，让逻辑学、哲学、修辞学等也获得了巨大发展，对人类文化与教育进步来说，这是好事。但另一方面，修辞学等在政治辩论上的运用，也逐渐盖过了辩论政治的根本。西塞罗指出，理性缺乏说服人们的内在能力，要使理性拥有力量并发生影响，必须加上雄辩术的说服力。因而服务于雄辩需要的各种“术”应运而生。
而“术”这种东西一旦发展到极致，就物极必反，会反噬掉“道”和“本”。道和本是什么？就是把具有道德情操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合格政治家甄别筛选出来，放到治理国家的位置上。而现在政治辩论比的是什么？比的谁更上镜，谁的口才更好，更能用语言、表情和肢体动作打动选民。
美国媒介文化研究者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娱乐至死》中写道：“在当今所有的总统竞选中，两个竞选人都会在电视上进行所谓的‘辩论……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也被丢到一边。但这并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这样的辩论就像是拳击比赛，关键的问题是‘谁打倒了谁’，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取决于竞选人的‘风格’——他们的外表如何，他们的眼神如何，他们怎样微笑，怎样说俏皮话。”
他认为：“电视无法告诉我们谁是最佳人选。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所谓‘最佳’就是要擅长谈判、精通管理、熟知全球事务、洞察各种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那么电视根本无法让我们判断谁比谁强，因为谁强谁弱主要还是取决于‘形象’。但这并不是因为政治家们要醉心于表现自己的最佳形象，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好一点儿呢？如果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讨人喜欢，那他一定有问题。但是电视损坏了‘形象’的名声，因为在电视上，政治家们给观众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形象，而是观众想要的形象。这正是电视广告对政治话语最大的影响。”在他看来，本是严肃、专业的政治已经变成娱乐业，总统“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
这就是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开始反思电视辩论的原因。当政治辩论到了为表演而辩论，甚至到了意识形态化的程度，就有点走火入魔了。
